新发现的关于莎剧作者的铁证

 

文/陈国华、程丽霞

 

为纪念威廉·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节目组正在制作一个五集系列节目，题目是“当莎士比亚遇见汤显祖”。日前导演张钧采访本文作者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署名莎士比亚的那些剧本真的是莎士比亚写的吗？可见莎剧的作者究竟是谁，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一个谜。

 

有关莎士比亚生平的史料非常匮乏。莎士比亚在伦敦戏剧界崭露头角是在1592年，那一年人们注意到一个名叫莎士比亚的戏子写了几部英国历史剧，上演后十分卖座。这只“一飞冲天的乌鸦”令一位身为大学才子然而此时却穷困潦倒的作家罗伯特·格林（1558—1592）愤愤不平，于是撰文对莎士比亚进行了含沙射影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的讥讽。格林的这篇文章成为莎士比亚在伦敦从事戏剧表演和创作的最早书面证据之一。然而有关1592年之前莎士比亚生平的直接书证，在很长一段时间仅限于以下4条：

 

一、1564年4月26日，在英国沃里克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约翰·莎士比亚出生不久的男婴在当地圣三一教堂接受洗礼，得名威廉·莎士比亚。

 

二、1582年11月27日，18岁的莎士比亚与26岁的安妮·海瑟威在沃里克主教法庭（consistory court）登记结婚。

 

三、1583年5月26日，二人所生的女儿在当地教堂接受洗礼。

 

四、1585年2月2日，二人的孪生儿女在当地教堂接受洗礼。

 

由于莎士比亚在1585－1592年间的人生轨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证据，研究者们将这7年称为莎士比亚的“迷失之年”。2008年有人发现，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长凳法庭（Court of Queen’s Bench）在1588－1589年间受理了一桩案件，该案的起诉书里有莎士比亚的名字，起诉书的落款日期是1588年米迦勒期（Michaelmas Term，即秋季）和1589年10月9日。这样终于有了一条书面证据证明，这期间伦敦有一个名叫莎士比亚的人遭遇了一场官司。但是这份起诉书里的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它无法证明1585年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那个得了一对孪生儿女的莎士比亚和7年后伦敦剧坛上出现的莎士比亚是同一个人。1616年4月25日，有记录显示莎士比亚葬于家乡的教堂，墓穴位于妻子安妮的墓旁，墓志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卒于4月23日，享年53岁”。这是有关莎士比亚生平的最后一条直接证据。

 

威廉·莎士比亚像

 

斯特拉特福镇上的威廉·莎士比亚，家境还算殷实。父亲约翰·莎士比亚主要经营制革和皮手套生意，做过镇上的治安官，接着又做过一任镇长。威廉小时候很可能在镇上的免费文法学校接受过基础教育，学过一些拉丁文，然而直到1585年，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文学素养和生活阅历，应当都比较有限。可是伦敦的那位戏子兼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剧本，从题材来看，既有古代历史传说，又有近代宫廷秘闻；从场景来看，既有大不列颠的城镇乡村，又有欧洲各国的异域风情，甚至还有新世界的蛮荒海岛；从所塑造的人物来看，上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下至地痞流氓、奴仆妓女，各色人等，性格迥异，形象饱满，令人难忘；从台词来看，既有阳春白雪的素体诗，又有下里巴人的俚俗语；从剧本结构来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往往出人预料，却又合情合理，草蛇灰线，连贯缜密；最重要的是，从剧本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来看，作者无疑具有广博的人文情怀和超前的思想意识。问题是，这么一大批优秀剧作真的出自斯特拉特福镇那位手套商儿子之笔吗？

 

19世纪中期，随着人们对莎士比亚的推崇达到巅峰，对莎剧的作者的真实身份，也开始有人提出质疑。一个半世纪以来，先后曾有约80个不同的人被提名为莎剧作者候选人，其中4个人可能性最大，即17世牛津伯爵爱德华·德威尔（Edward de Vere）、六世达比伯爵威廉·斯坦利（William Stanley）、剧作家克瑞斯特夫·马娄（Christopher Marlowe）、哲学家弗冉悉斯·培根（Francis Bacon）。倒莎派由于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的怀疑，所以一直受到莎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排斥，然而护莎派能拿出的比较过硬的证据仅有两条：

 

一、莎士比亚在其遗嘱里吩咐“留给我的同事约翰·贺明吉、理查·伯比奇和亨利·康戴尔每人26先令8便士，让他们用于买丧礼指环”。莎士比亚在世时，这些人都在国王伶人剧团（King’s Men）与莎士比亚共事，其中贺明吉和康戴尔1623年还主编过第一对开本莎士比亚全集。

 

二、本·琼森在为这部全集写的缅怀诗中这样称颂自己的这位朋友：

 

来自埃文河的天鹅风度翩翩，

在我们的水面益发仪态万千，

一次次腾飞于泰晤士河两岸，

让伊丽莎和詹慕斯叹为止观！

 

这里说的“伊丽莎”和“詹慕斯”即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英王詹慕斯一世。通过赞叹埃文的天鹅在泰晤士河的卓越表现，本·琼森以隐喻的形式在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和伦敦的莎士比亚之间画了一个等号。

 

然而倒莎派对这样的证据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前一条证据仅证明莎士比亚和剧团其他成员之间的同事＋朋友关系，不能证明伦敦的莎士比亚就是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遗嘱里提到的这三个人有哪个前往斯特拉特福镇参加了莎士比亚的葬礼。至于本·琼森缅怀诗里提到的“来自埃文河的天鹅”，指的也不一定就是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

 

为了寻找更多有关莎士比亚生平的直接证据，研究者们一直在不懈努力。在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之际，又一条关键证据—张绘制于1600年的莎士比亚家族盾徽草图（见图1）—终于浮出水面，草图上端注明“戏子莎士比亚，袜带骑士绘（Shakespeare the player, by Garter）”。

莎士比亚家族盾徽草图（图1）

 

Player一词，既有“戏子”之义，又有“伶人；演员”之义；Garter一词是“袜带骑士盾徽长”（Garter King of Arms）的简称。为了说明袜带骑士盾徽长是个什么官职，得先从盾徽（coat of arms）说起。

 

中世纪欧洲，武士们（knights）都是骑马打仗，于是我们一般把knight译成“骑士”。在战场或比武场上，骑士们全都头戴护面头盔。由于无法辨认彼此的身份，于是大家便在各自用的盾牌上画上带有自家特征的图案（见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rm n. 14），或在各自穿的甲胄（armour）外面套上一件绣有这种图案的丝绸背心，这种外套（coat）便称为“甲胄外套（coat armour）”（见OED: armour n. 10），盾牌或甲胄外套上的这种图案遂逐渐演变成各家的盾徽（coat of arms）。由于可以世袭，盾徽便成为一个人所在家族功绩、地位和谱系的象征。

 

Garter的本义是“袜带”，即骑士们用来将其所穿长筒袜袜口扎紧以防脱落的窄皮带。据说英王爱德华三世1344年成立了一个“袜带社（Order of the Garter）”，成员由他本人、长子威尔士亲王和24位最高级别的骑士组成。袜带骑士一律使用蓝色袜带，以“心怀恶意者可耻（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作为座右铭。图2是该社的社徽，外面一圈是蓝色袜带，上面印有金色座右铭，中间是圣乔治红色十字盾徽。

 

袜带社社徽（图2）

 

1415年亨利王五世设立了“袜带骑士盾徽长（Garter King of Arms）”这一职务，其职责是掌管朝廷的礼仪和王公贵族的盾徽（armory）事务。1483年查理王三世设立盾徽院（College of Arms），正院长的头衔是“袜带骑士，主盾徽长（Garter, Principal King of Arms）”，副院长的头衔是“省盾徽长（Provincial Kings of Arms）”（见OED: King-of-Arms条 ），正院长分管盾徽事务，副院长负责贵族的丧葬事务。盾徽院的官员称为“司礼官”（heralds），正副院长即“主司礼官”（chief heralds），盾徽院又称为“司礼院”（Heralds’ College）。包括主司礼官在内的司礼院全体成员都由王室任命，大都是贵族成员。司礼院决定盾徽的等级，负责盾徽的设计、制作、审批、颁发，记录被授予盾徽家族的族谱，有关盾徽的研究称为“司礼学（heraldry，一般译作纹章学）”。之所以如此，据说是因为骑士比武大会通常由司礼官担任司仪，他们得熟悉骑士们的盾徽，才能向观众们介绍，于是有关盾徽的事宜，便由他们负责。

 

起初，盾徽仅为王公贵族专有，由于它象征着家族身份和地位，到了16世纪，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也纷纷向盾徽院申请盾徽。莎士比亚的父亲约翰也曾在1575年申请过，但未获成功。1596年在伦敦剧坛如日中天的儿子威廉再次提出申请，花了15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5000美元），终于如愿以偿。

 

莎士比亚家族的盾徽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早已知道，因为长期以来，位于华盛顿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收藏有一部手稿，里面有莎士比亚家盾徽的草图（见图3），草图下方注明“Shakespeare the Player, by Garter （戏子莎士比亚，袜带骑士绘）” ，由于莎士比亚的墓碑上也刻有与之类似的盾徽，这两处盾徽于是就构成一个证据链，证明伦敦的戏子莎士比亚和生于并葬于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是同一个人，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伦敦当时有两个同叫莎士比亚的戏子，或有一个名叫莎士比亚的戏子和一个同名剧作家。然而倒莎派提出，莎士比亚死于1616年，这些盾徽图都制作于1700年前后，无法作为莎士比亚身份的有效证据。

 

福尔杰图书馆所藏莎士比亚家盾徽草图（图3）

 

2016年夏天，护莎派和倒莎派之间的论战因一些更早的莎士比亚盾徽草图的发现而一锤定音。两年前，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手稿部主任希啬·沃尔夫（Heather Wolfe）与伦敦大学学院史学家奈杰尔·拉慕赛（Nigel Ramsay）合作，在福尔杰图书馆举办了一场盾徽展。展后的一天，沃尔夫翻看拉慕赛编的一本书，惊喜地发现一样她从未见过的东西：一幅莎士比亚盾徽草图（即图1），上面写着“戏子莎士比亚”，日期是大约1600年。由于这幅草图出自位于伦敦的盾徽院，于是她急忙赶到那里进一步查找资料，终于在一些司礼学参考著作中发现了十余处尘封已久的有关莎士比亚盾徽的资料，全出自17世纪，其中一半以上都有“戏子莎士比亚”的字样。她顺藤摸瓜，又在新英格兰历史宗谱学会（the New England Historic Genealogical Society）的档案里发现了1596年颁发给莎士比亚家族的盾徽图案（见图4）。

 

威廉·迪瑟克颁发的莎士比亚家族盾徽图案（图4）

 

这张图与之前发现的盾徽草图大同小异，只不过看起来更像定稿，尽管已经残缺不全，但图案上方框里写的M W Shakespeare仍清晰可见，M是Master‘先生；绅士’的缩写，W是William的缩写；图案左上方L. W. D.中的W. D.应当是司礼院院长威廉·迪瑟克（William Dethick）名字的缩写。盾徽上面那只展开双翅的鸟是隼（falcon），莎士比亚生前最喜欢这种鸟，其著作中隼字出现的次数高于任何其他鸟名。隼的一只爪抓着一根矛（spear）的柄，显然代表shake+spear‘摇动+矛’；盾徽本身的图案是以一条黑带为背景的一只矛斜贯整个盾徽，矛尖与笔尖相似，矛柄与笔杆相似，这恐怕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有意为之，暗示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家身份。

 

2016年6月30日，《纽约时报》刊登舒斯勒（Jennifer Schuessler）的文章，“莎士比亚：演员、剧作家、社会攀爬者（Shakespeare: Actor. Playwright. Social Climber）”，报道了沃尔夫的发现。这些新发现的莎士比亚盾徽图样构成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它不仅证明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与伦敦的莎士比亚是同一个人，而且让我们了解到更多有关莎士比亚在社会阶梯上往上攀爬的情形。在莎士比亚父子时代，一个手套商即使做过镇长，他的儿子即使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戏子，想获得自己的盾徽，跻身于绅士阶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纹章院的资料中，沃尔夫发现，1602年，盾徽院的司礼官布鲁克（Ralph Brooke）与院长迪瑟克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布鲁克向女王呈交了一份名单，声称名单上的23个“卑微的人（mean persons）”都错误地被迪瑟克授予了盾徽，“戏子莎士比亚”赫然名列其中。迪瑟克的档案记录中还保存一些获得盾徽者写给他的信件，写信者有的义愤填膺，痛斥诬蔑自己没有资格获得盾徽的人，有的则表明要放弃盾徽。沃尔夫没有找到莎士比亚对此事的反应，很可能因为莎士比亚住在伦敦，可以随时随地面见司礼官进行沟通。迪瑟克最终因此事辞职，不过莎士比亚的盾徽显然是保住了，因为福尔杰图书馆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发现，莎士比亚的外孙女伊丽莎白·巴娜德（Elizabeth Barnard）的遗嘱上盖有一枚印章，从这枚印章的图案可以依稀辨认出莎士比亚的盾徽。然而莎士比亚的后人并没有将这份荣誉延续多长时间。他唯一的儿子哈姆尼特·莎士比亚（Hamnet Shakespeare）早在1596年就去世了，外孙女伊丽莎白·巴娜德也死于1670年。由于伊丽莎白是莎士比亚家族的最后一个人，她遗嘱上的这枚印章成为莎士比亚家族荣誉的最后一次展示。

 

莎士比亚盾徽复制版（图5）

 

在福尔杰图书馆的网页上，我们可以看到根据现存各种盾徽图案复制的莎士比亚盾徽（见图5）。

 

（来自北外陈国华个人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