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博——名校与名师情结（6）

文/辜向东

到交大以后我非常喜出望外，博士生导师是我报考时填报的杨惠中教授。与杨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是报到后的第二天晚上，杨老师在卫乃兴老师的陪同下亲自到闵行校区的学生宿舍来看我和倪传斌。倪传斌是杨老师同一年次招的另外一位博士生，比我大两岁，喜欢我叫他师兄。在我们俩前面杨老师还有两个在读博士生：王跃武和潘之欣。他们都不住校而住在各自家里，平时很少见到。当时上海交大外国语学院就两个博导，另一个博导前一年才第一次招生，而且只招一个。那个博士生与我们没有什么来往，因此感觉交大外院当时就我和倪传斌两个博士一样。但四年后我毕业时已经有五十多名博士在读。

第一次见面杨老师就告诉了我们博士生的培养方案。细节我已经不记得，但记得杨老师说第一学期只有一门课程，叫《现代语言学》导读，他不授课。他给了我们一份书单，全部是名家名著，我记得有Saussure的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Chomsky的Syntactic Structures和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Bloomfield的Language，Halliday的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杨老师说第一学期就看书，看完了写六篇课程论文，类似读书报告，没有具体规定每篇的长度，但要求用英文写。他说写完了就可以回家。我理解他没有说的下一句是没写完就甭想回家。最后杨老师说，学校和学院要求博士在读期间要发表三篇CSSCI文章才能毕业。我当时和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反应一样，非常心直口快地说：“杨老师，CSSCI文章听说很不好发诶。”我感觉杨老师脸一沉，说：“东西都还没有做出来就说发表的事儿？”我一下子就不敢吱声了。

选择读博士我是顶了来自大家庭的巨大压力，更冒了小家庭可能破碎的巨大风险。因此，第一学期按时完成任务、一放假就回家对我来说特别重要。而且工作多年后再千方百计地去读书，我的学习目的很强，动力很足，特别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那时我们丝毫不质疑老师的要求，从来没有想过要与导师讨价还价，比如课程论文是不是可以少写两篇什么的。另外，一入交大我就深深感受到导师的威望带给自己的无形压力，觉得自己的名字与导师的名字连在了一起，无论如何不能有辱师名，而我自己非常清楚自己的起点很低。因此第一学期从头到尾非常勤奋，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需阅读100页导师列的语言学经典著述，不管懂不懂，量一定要先完成，上午30页，下午30页，晚上40页。看完了就奖励自己看两集Friends。那样读了一段时间，自己都觉得很想说英文和写英文。

那个学期杨老师大多数时间好像都在香港访问与合作研究，每半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就分别召见我和倪传斌，询问我们读书的进展与收获。有一次杨老师还拿一篇英文让我朗读给他听。我读了之后，他说我发音不行。那时我已经学了20年的英语，本科毕业后做了14年的英语老师，从来没有哪个老师或者同事说过我的发音有问题。我说：杨老师，英语有英音和美音之分。言下之意：他讲的是英音，我说的是美音。杨老师却严肃地对我说：“我看你既不像英音，也不像美音。”然后他建议我去买《新概念英语》的磁带，买来认真听并跟读，而且把自己的跟读录下来与原声对比，以此检查和纠正自己不正确的发音。我心里有些怀疑，当天下午即去买了全套的《新概念英语》教材和磁带，还有一个复读机，晚上就开始听。不听则已，一听吓一跳，我真的好些单词的发音不准确。我于是根据杨老师的建议，每天模仿和跟读半小时。另外每天听半个小时的VOA Special English，并尽可能地做笔记。那样坚持了两个月，杨老师又叫我朗读，我读给他听，他说：“诶，现在好了很多。”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父母和导师才会真正地发现和毫不隐晦地指出自己的问题，并给我们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杨老师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与此同时也感受到他认为我是可塑的。

（转自微信公众号：外语学术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