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博——名校与名师情结（13）

文/辜向东

参观了北大、清华，儿子说他最喜欢的还是上海交大，因为交大（闵行校区）大而新，而且妈妈还在那里读博士。一个十岁的孩子是不大可能懂得“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过我还是告诉他北大、清华是中国最好的大学。除了北京的景点，我还带儿子去了天津的滨海。回到重庆，儿子非常高兴，告诉他爸爸说我们一个假期走了四个直辖市。这让我很意外和惊喜，因为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有想到儿子能总结得这样到位。这也应验了“行万里路如读万卷书”。之后带着儿子去校医院看牙齿，医生一边帮我治疗，一边同儿子说话，问他“妈妈都读博士了，以后你读哪里啊？”儿子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长大以后上北大、清华！”当时我觉得很难为情，儿子不知天高地厚，北大、清华哪是随便能够上的？同一个假期儿子两次令我感到脸红。后来我才意识到，正是那次名校之旅在儿子的心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随后的八年那棵种子就自然地生长，直到他18岁顺利考入清华建筑系。

到博士第四学期我开始感到来自学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我先在交大做了小范围的反拨效应pilot study，访谈和课堂观察了十余位大学英语教师，并结合相关文献，初步设计了教师和学生问卷调查表及课堂观察细目表，也顺利通过了开题。但所有参与开题的老师都担心研究选题太大，我作为一个博士生能不能驾驭那么大一个选题。那时关于大学英语教学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在开展大讨论，杨老师关注的重心自然不在我们博士生身上。但我心里很着急，先生的爸爸到重庆一年半都不适应，本来不善于交流的父子俩动不动就彼此生气。先生换了一个新的单位，待遇更好，但任务更重。父亲有时不理解，还希望儿子照顾其他兄弟姊妹和他们的孩子。有时父亲一生气就一走了之，婆婆不得不一个人守着儿孙，两边都很为难。

我决定要去选定的学校调研，需要杨老师开介绍信。当时杨老师正忙着出国开会，叫我等他回来再说。但我倔强地跟他说不行，要他走前非给我开介绍信不可。我们学生都很敬畏杨老师，有的甚至很怕他，但我一直觉得杨老师很像我父亲，虽然严厉，却很慈爱。他曾说师生之间都是有缘的，我听了很感动。杨老师还是一个很性情的人，什么事情高不高兴都写在脸上或者表达在言语中。读书时我经常用英文给他发邮件报告学习进展，称呼他“Dear Professor Yang”。他高兴就会用英文回复并称呼“Dear Miss Gu”，不高兴就会用汉语直呼我的全名。我那时也顾不了那么多，知道他生气，也要他给我开介绍信，然后就到选定的学校调研去了。到了调研的学校，看到的真实课堂和学校的教学环境与条件远比我想象的复杂，无论是用邮件还是信件都无法向杨老师汇报清楚，给他打电话更不可能，因为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因此有两周的时间我都没有跟杨老师联系，他开始非常担心我的安全。回去之后他说再不见我就要找人了，万一有什么事儿，他怎么向我的家人交代。这次杨老师坐下来听了我三个小时非常详细的调研汇报，并与我交流和讨论了如何推进下一步的研究。

我在交大读了四年博士，每次与杨老师交流的时间短则5—10分钟，长则30—60分钟。我们学生住在闵行校区，他在徐汇校区新上院顶楼一个叫500号的小阁楼办公。那个小阁楼还没有我现在的办公室大。每次我都提前跟杨老师邮件预约，一般隔周一次。基本上每次都乘第一班校车去，在他办公室外面的电脑房看书，等他空闲的时候交流和讨论。每次看着他进进出出忙碌的身影，或者看着其他进进出出找他的人，总不忍心打扰，直到他忙得差不多时，时间也快到中午了。事情常常是我认真准备了两三周的东西，跟他说上三五句话，他立马就知道我的问题和困境在哪里，然后就能给我非常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于是我又回去接着忙乎两三周，再跟他预约和讨论。在杨老师之前我有过很多很好的老师，但从来没有过老师能像杨老师那样高屋建瓴地给我指导和指点。这是我特别期待的，因此觉得此生特别幸运能够做他的学生。

（转自微信公众号：外语学术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