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译道引路人致敬

文/金圣华

《因难见巧》，刊印于18年前有关《名家翻译经验谈》的一本书，年初应北京外研社邀约重版，不久将以崭新面貌付梓。

这本书是由我和黄国彬一起主编的。当年我们有感于译坛名家辈出，译果丰硕，但是坊间有关名家翻译名著过程的文章，却东鳞西爪，散见于报章杂志，乃决心将之编撰成集，传诸后世。

我们先有编书的构思，继而分别出发向名家邀稿。余光中、 林文月、思果、高克毅、杨绛、杨宪益、叶君健、萧乾、罗新璋、刘绍铭、金堤等都是译道先驱，学林硕儒，他们各自翻译的名著，全为殚精竭虑、千锤百炼的成品，因此如能邀请他们现身说法，把翻译过程的甘苦和心得娓娓道来，则必将对译途后学大有裨益。

邀约的过程既顺利又感人，各位名家都不吝赐稿，有的将已发表的精彩文章见赐，如余光中惠赐《与王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杨绛惠赐《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萧乾惠赐《叛逆·开拓·创新——序〈尤利西斯〉中译本》，叶君健惠赐 《谈文学作品的翻译》，金堤惠赐《论等效翻译》，刘绍铭惠赐《以一人“译”一国》等；有的则为文集专诚撰稿，如思果、高克毅、杨宪益、林文月、 罗新璋各位。高克毅说凡是翻译过的文学作品都曾写过“译后语”， 唯独《大亨小传》，“始终没有动笔谈过其中的前因后果。现在趁金圣华、黄国彬两位教授之邀追溯一下，也算了却一桩心事”。杨宪益说：“我最近正在搬家忙乱之中，应圣华之约，草草写了几千字，不过还是老生常谈，惭愧之至。我年已逾八十，早就应该封笔了。但愿这一次是我谈翻译问题的最后一次。” 能够在这本集子中，催生出高先生谈论翻译《大亨小传》来龙去脉的文章，杨老谈毕生翻译经历与体会的封笔之作，的确弥足珍贵。此外，林文月在文章里披露个人翻译三本日本文学史上最重要经典名著的心得，蔡思果谈论翻译《戴维·考勃菲尔》的艰辛译路历程，罗新璋阐释“译作”的要义等，都是特地为文集撰写而不可多得的精彩论文。

在重读文稿的过程中，发现越是成就卓越的大译家，越是虚怀若谷。余光中在文章里提到翻译王尔德的种种难题，他说：“其他的难题形形色色，有的可以克服，有的可以半悬半决，有的只好放弃。”林文月在《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翻译的省思》一文中，提出实际翻译时遭遇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暂时解决的心得，她说：“在我回顾过去20年的这些经验而撰写本文时，心中难免仍存在着自省与不安。”蔡思果在文末说：“书出来了，读者是最公道，最有眼光的批评家，我十分惶恐地等待他们的批评。”高克毅一开始就表明：“我不是‘名家’，只是个莫‘名’其‘巧’的翻译者。”杨绛说：“我翻译的书很少，所涉面又很窄，几部小说之外，偶有些文艺理论，还有小说里附带的诗，仅此而已。”所以这位翻译出《堂吉诃德》而获得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的大翻译家，就以《失败的经验》为题，来试谈翻译。杨宪益提起翻译说：“我的思想逻辑性不强，自己也很怕谈理论，所以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凡此种种说法，并非译家故意作态的矫情之辞，而是他们在译道上常年跋涉，遍尝艰辛后的肺腑之言。他们是漫漫译途上的先行者，这本书，就是他们在仆仆风尘之余，以如椽之笔写下的宝贵经历。他们的睿智隽言，就如攀山夜行中的引路明灯，照亮了丛林中的条条曲径，使后来者不至于颠仆其上，失去方向。

此书再版之际，多位译界名家，如思果、高克毅、杨宪益、叶君健、萧乾、金堤诸位，已经先后辞世，令人不胜唏嘘，然而他们在译坛上留下的译品译论，历久弥新，恰似一座座洁白的丰碑，永远屹立不倒。谨以《因难见巧》新版，向所有过去与现在的译道引路人致以最深的怀念及最崇高的敬意。

编者

2014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