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博——名校与名师情结（16）

文/辜向东

2004年进入我博士学习的第四年，这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我当时不知道这其实是黎明前的黑暗。首先，婚姻亮了红灯。对于先生来说，等待了三年，满以为三年我能顺利完成学业回家，然而那看起来似乎还遥遥无期，他失去了继续等待的耐性，甚至责问我为什么非要那个学位。家里什么都有了，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儿子、有存款，一家人可以过很舒适的生活，我却还在那里折腾。我很伤心，觉得在最困难最需要他鼓励和支持的时候，他却给我泼冷水。我们对彼此的抱怨在年初有了一次总爆发。先生的单位组织员工去香港度假，家属可以自费一同前往。先生带了我和儿子去。然而在那样的心境下，我们到达香港的第一晚就不知怎么大吵大闹了起来。每一次吵闹我都不记得起因，却很难忘却后果。儿子不在房间，我们都失去了理性。正是这一次发泄把我们从噩梦中击醒，我们对彼此的爱与恨是那么得轰轰烈烈。这次之后我们再没有过武力相向。我终于明白，任何时候都要听从内心的声音，如果彼此相爱，就不要吵闹，因为吵闹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爱并要在一起，彼此都应该往好的方面努力，而不是彼此抱怨。如果彼此不再相爱，更不必吵闹，平静的分手至少还可以让过去的美好留在心里。

其次，我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低谷。那一年我在修改博士论文的同时也将博士论文拆分开来，写了几篇文章，然而投出去都如石沉大海。据说2002至2003年我在《外语界》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的人认为“振聋发聩”，有的人对号入座。进入2004年，关于全国大学英语教学与四、六级考试改革的讨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些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我有一个比我早两届的师兄做的博士论文是偏向技术与应用的，应该说是一个很中立的选题，然而论文送出去盲审，评定结果从优秀到良好到合格到不合格的都有。上海交大是一所偏工科的大学，博士论文盲审实行一票否决制，只要一个评审专家否决，学生没有申诉的机会，必需重新修改或者重新写论文，半年后才能再申请预答辩和再送审，而且学校没有实行回避制，即论文送审不回避那些学术思想或者学派观点与导师相左的同行。

有人说我“学不逢时”，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无论如何都是有争议的。导师让我修改论文，闭口不提预答辩和送审的事儿。交大留校的卫乃兴师兄说博士论文是人一生中相当重要的学术成果，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本硕博都在交大读的金艳师姐说：“现在你可能觉得是很难的一段时间，但过几年回过头来看，可能这是你最难忘和最美好的一段时间。”但当时的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明白他们说的话，更不能理解导师的初衷。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意识到导师可能是出于对我的保护，与其在风口浪尖的时候送出去被别人“否决”，然后被迫延期半年，不如精雕细琢地修改和等待合适的时候再送审。

前面说过，我是高二才开始学英语，而且是专科起点，后来专升本，本科毕业工作了五年再自学考研，研究生毕业后又工作了五年，又自学考博。我认为我博士之前的教育都是失败的，缺乏童子功的训练，长大后怎么补都达不到想要达到的高度。博士的第一学期杨老师还专门请学院给我和同年入学的师兄找了一个外教，指导我们的口语和写作。然而到写博士论文，正文15余万字全部用英文写是相当不容易的，修改比写作甚至更难。我的博士论文有记录的修改总共做了28稿，这当中包括我回重大找了一个外教帮我修改语言，但她不懂学术研究，而且认为我的语言没有什么大问题。

导师对我修改数稿的论文仍然不满意，叫我继续修改。就在我几乎看不到光的黑暗里，我的人生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机……

（转自微信公众号：外语学术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