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文化的危害所在

文/莉莉·西弗敦 译/孟祎祎

抵制文化，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指的是一些个人和品牌因其言论、行为或立场被他人视为错误的而遭到摒弃。“究其根本，抵制文化与羞辱有关，”执业心理学家、《如何构建一个健康大脑》（How to Build a Healthy Brain）一书的作者金伯利·威尔逊（Kimberley Wilson）对此做出了解释，“当有些人感到我们有违某些公认的社会规则并失去了在群体中的地位时，便会对我们进行羞辱。”威尔逊指出，进化心理学家认为羞辱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曾几何时，因违反部落的戒律而被驱逐令人有丧生之虞。

然而，尽管人类历史中存在着因犯错而遭到社会驱逐的风险，尽管我们总是理所应当地呼吁关注不公正事件，社交媒体却滋生出一种丧心病狂的暴民正义，这种暴民正义正荼毒着我们（早已不堪重负的）精神健康。

威尔逊认为：“社交媒体不但已经使羞辱大众化（我们能随心所欲地羞辱任何人），同时还大造声势，不留余地、苛刻无情，一时的轻率就有可能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她认为网络抵制的最大心理健康风险之一是“叠加效应”，即短短几分钟内，一个人就有可能受到成千上万人的恶语中伤。“对于‘被抵制’的人来说，其感觉如同正在遭受全世界的攻击。”旁观者则人人自危。

当前的抵制文化在从众心理的推波助澜下以匿名的方式进行，且呈现出强烈的两极化——“我正确无比，你大错特错。”它告诉我们，如果有人犯了错，或者拥护我们可能不喜欢或者不赞成的人或事，那么我们必须马上停止对他们的支持。不准有灰色地带：我们抵制他们，他们完蛋了，作为证明，他们的名字会被贴上#凉凉（IsOverParty）的标签。

然而，指出不良行为固然重要，怂恿人们迅速抵制且不愿原谅的文化却很危险。它营造了一个既不允许任何人改过自新（他们本该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清晰的认识），也不允许他们吸取教训的环境。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并非陈词滥调，我们都是在错误中成长和发展的。

“抵制文化往往剥夺被抵制者最基本的做人的机会：道歉和被原谅，”威尔逊解释道，“因为通往救赎的道路被愤怒的暴民堵死了。”道歉太快会被视为毫无诚意，歉意太慢又被视为迫于压力，而且过了几天、几周甚至几年之后，

旧事还会被重提。

“抵制”确实能带来一些好处。与古代的驱逐一样，对羞辱的恐惧可能会约束我们的言行。此外，它让那些本没有权力的人有了发声的机会——对那些在社会上拥有更大权力者造成切实的冲击，如大型的国际品牌。

然而，尽管公开羞辱可能使个人不再重蹈覆辙，消费者的意见会使公司加大力度积极改善，但大多数被抵制的受害者并非有权势的人或品牌。每一个名人开始在反对抵制文化的公开信上签名，就有10个弱势的普通人默默地承受着针对个人的毁灭性伤害。

最终，由于相对较小的、一次性的事件或言论（没有悔改的可能），而对个人进行的集体霸凌和抵制，往往比事件或言论本身造成的伤害更大。一个人是否应该因为一条推特而名声扫地，丢掉饭碗——甚至可能是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全部生计呢？他们的生活分崩离析，他们的住宅成为攻击的目标，死亡威胁充斥着他们的收件箱，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么？

良好的心理健康建立在灵活变通、慈悲怜悯和善解人意的基础上，仰仗着道歉和宽恕，而且就像完善的刑罚制度一样，将错误视为革新的机会，而非惩罚的机会。在遇到抵制行为时，不要屈从于网上同辈的压力——你应该自行调查，接纳别人的歉意。我们都为曾经说过的蠢话和做过的蠢事而后悔，我们都曾犯过错误，但是我们都应该拥有第二次机会，即使是在互联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