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翻译实践偏向“语言派”

 

侯国金

华侨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语言学版）2016年4月26日。

 

这里要论述的问题是：1）中国当代最大的文化名人之一季羡林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论述是语言派还是文化派？2）译论文化派怎么看季羡林的翻译？3）语言派怎么看？4）我们怎么看？

我们之所以说说季羡林先生，一是因为它是公认的大翻译家[1]，二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定位译派、译论、译观，三是因为不同译派论者都喜欢论述或介绍他的翻译方法或翻译观点，四是因为他值得介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五是因为笔者希冀凭借语言派和文化派对季羡林翻译的看法的比较和评述而达到评论两派的目的。

 

文化派的看法：

作为翻译研究的文化派代表，谢天振教授撰文（2006）论及中国译协前任名誉会长季羡林先生的翻译，称赞其翻译实践（作品多、质量高，促进中印交流（及英汉、俄汉、德汉、法汉的翻译和交流）[3]），还赞赏其翻译艺术和风格（称其有“高超的翻译艺术”“独特感悟和见解（深刻的翻译思想）”）。谢先生赞赏的季羡林翻译艺术到底高超在哪里呢？除了说明他“文笔洒脱又漂亮”的“风采”，产生出“无穷的回味”，更重要的是肯定了他“用规范流畅、符合原文要求的译文语言，曲传原文之妙”，也重视和忠实于原文本及其原文语言和文化信息。他的译风首先是要有“原文版本”（甚至是其“精校本”），而非对撰写本、手抄本、或其他语言的译本的重译或季羡林所言之“转译”（实指“二重翻译”[4]，因为原文若有不忠，译文无忠可言。谢先生以季羡林的多个译例，如《罗摩衍那》，说明他的翻译是“既能做到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又能保留原作（史诗）的风格”。

论及季羡林对翻译的“独特的感悟、深刻的思想”，谢先生坦言，季羡林只有“零星”数篇短文论及翻译，其他“译论”散见之于其译作的前言或后记。季氏的译观之一是上述的寻找和对待原文文本的认真，坚决反对对不正宗的原文或伪原文进行转译。

其译观之二是反对“粗制滥造的翻译”。季氏的“橘喻”广为流传，“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5]，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联系到翻译，其意为“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

与此相连，其译观之三是，翻译务必追求“理想化的境界”。季羡林感叹（承认）像《红楼梦》这样的文学巨著在任何人的译笔下都会有些“信息的失落、增添或扭曲”[6]，但还是不能不朝向最高翻译境界的努力：除了远离（“万万不能”）“转译、粗制滥造”，甚至是用自己的“想像、诠释”取代原文的精神[7]，季羡林号召译者一定要学好原文语言。为了翻译古印度文学，季羡林学习了梵语，以及有助于此种翻译却“鲜为人知”的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皆为古印度语）。

季羡林的译观之四是直译观。国内外有直译和意译的争论和好恶，不过，近几十年来的争锋似乎濒于平息，至少不是针锋相对，因为译者和译论者都希望“融合”直译和意译，“集两者所长”，这样才能推出“既贴近原文，又能明白晓畅（符合汉语的规范）”（谢天振，2006）。（至少就文学翻译而言）季羡林认为“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天已没有讨论之必要”[8]。当然，正如谢先生所言，季羡林不是“死译”般的直译。他高度评价了季羡林在翻译实践和翻译论述中提出和贯彻的在直译中可以酌情引进“欧化语法”的主张，因为这样可以促进汉语的“周密”化[9]。

最后一点，季羡林译观之五是，要有人研究中国翻译史。季羡林说，“在全世界范围内，翻译历史之长，翻译东西之多，翻译理论之丰富，哪一个国家也比不上中国”，因此他鼓励后学“认真总结、继承”中国几千年来的翻译（史、事）。谢天振先生介绍，正因季先生的推动，我国近三四十年来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如《翻译研究论文集》《翻译论集》《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翻译简史》《汉籍外译史》《西方翻译简史》《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等。

总之，在季羡林身上，谢天振看到了一个“（文学）翻译家”“散文家”“（外国）文学家”，也看到了一个“语言学家”[10]。

人们不禁要问，在谢先生等翻译文化派眼中，季羡林是翻译研究（和实践）的语言派还是文化派呢？如果折衷地看就是横跨两派，而假设必须二选一，根据笔者的粗浅认识，当然更根据谢先生文中的论述，季羡林更接近语言派。

从季羡林的翻译“感悟、见解”，如对“转译、粗制滥造的翻译”的深恶痛绝，其“橘喻”含义（“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号召译者“学好原文语言”，还有灵活的“直译”，“欧化语法”的酌情保值翻译，以及其翻译追求的“理想化的境界”，等等，究其根本，季羡林的翻译主张是忠实于原文（和严复的“信”以及Nida的“意义/功能等效”吻合），神似于原文（和傅雷的“神似”相似），一言蔽之，就是语言派。反对上述派别定位者，一是因为他没有理解季羡林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理念，二是因为他误以为语言派不要文化的等效翻译。

谢天振教授作为文化派的代表，在其多篇文章和论著中论述了文化派或译介学思想。那么他真的反对语言派的主张么？我们不妨读读他的《季羡林与翻译》是如何看待季羡林的翻译风格的。能否说谢天振先生不仅介绍了季羡林的翻译特点和翻译观点，还自觉不自觉地投了语言派一票？谢先生文末大段引用季羡林的话，包含说及严复“信、达、雅”三字标准的话语和季羡林的评价，说“同意这三个字”，因为“精炼之至”，“用它来总结中国千年的翻译经验，也未尝不可”。暂且不论严氏三字标准跟文化派的关联，它以“信”为先，以“达”为次，以“雅”为再次。语言派的主张岂非如此？

 

语言派的看法：

最新论述季羡林翻译的是陈历明（2015），算是语言派的“季评”。陈历明高度评价季羡林的外语才能、东方学造诣、翻译造诣、“广博学识”、对中国翻译事业、翻译人才培养和大学的翻译学科建设等做出的非常贡献，等等。陈历明重点阐述了季羡林的翻译“认识论、方法论、目的论”思想。

季羡林的上述译论思想见之于对严复的“信、达、雅”的“三合一”“三字标准”或“三字经”的评述。如上文谢天振所述，陈历明也认为，季羡林推崇“信、达、雅”，认为在译界追逐西洋译论的今天不必盲从，而只需认真落实“信、达、雅”的精神就可以做好翻译（“尽翻译之能事”（季羡林，2007：21）。季先生认为，三个字缺一不可，不能多一个字，也不能少一个字，正所谓“切中肯綮，要言不繁[11]”（季羡林，2007：21）。“信”是根本中的根本，因为倘若做不到“信”字，就远离了翻译的初衷，算不得翻译（“译之为译”），“达、雅”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所附丽”（季羡林，2007：21-22）。那么“信”是什么呢？就是“忠于原作”（季羡林，2007：4），相应的“达、雅”则分别是忠实于读者和“文学语言”[12]。前者就是狭义的“忠实”，即我们习以为常的忠实观，后面是广义的“忠实”，是“看重、尊重、偏向”的近义词。陈历明从翻译研究高度对号入座地把季羡林对“信、达、雅”三字的高论定位为“体现作品、读者、语言三者的关系”的“本体论、目的论、方法论”——以“信”为本体（根本、关键、前提、出发点、参照点、基础），以“达”为目的（指向、方向、导向、走向、取向），以“雅”为方法（技巧、方法、方式、法门、善巧、艺术）。在季羡林这里，“信、达、雅”不是“三国演义”那样“久合必分”的争斗对立，而是有先后次序的“三位一体”。若没有本体论的“信”，目的论的“达”以及方法论的“雅”就无从谈起。若翻译无“信”，则“无以服天下”，“如果轻易就想取代之、解构之，则难免甚至必然造成理论认识上的失范，从而导致实践上的无序”（陈历明，2015）。为了这个“信”（翻译的科技/艺术/伦理“底线”（陈历明，2015）），据说季羡林有时为了求得最原本、最本真的原作以及翔实的史料而“不惜一切代价”（陈历明，2015）。对于严复的三字标准，季羡林认为“自己是认真遵守的”。虽然他译论不多，基本上是把它当作翻译的标准来对待的（陈历明，2006）。至于对原作的研读，季羡林从学习外语开始，继而深刻研究，生怕出现丝毫的误读，以致导致令人“不寒而栗”的译文（季羡林，2007：23），这一认真态度更是常人不及。可见，季羡林对原文的忠实达到了罕见的高度。

季羡林如何看待翻译中的变通？他承认，我们大家所做的是“不同门类的翻译”，自然可有“不同的要求”，有的作品“能达意也行”；至于文学翻译，则“更应该允许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表述”[13]。表面上看，季羡林这里倾向于文化派的“阐释观、改写观、操纵观”，其实不然，他补充说，译者不能“随心所欲”地乱译[14]。对于“作者说东，译者说西”，“原作者没有说的，译者却说了”（陈历明，2015）等似译非译现象，季羡林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倘若某个现代翻译理论“不管多么深奥，竟能容忍这种现象，这种理论就是邪说谬论，必须坚决批判、扬弃”（季羡林，1995）。上述说明，季羡林根本上是语言派，只是对文化派的合理成分有所宽容和吸纳，以免走向极端。

 

我们的看法：

我们须知，季羡林根本上是翻译实践家而非翻译理论家，由于很少研究翻译本身，加之译论较少，后人对其译观之评说多半建立在其实际翻译成果和“零星”译论之上，而未免有所失真走样，甚至相互矛盾。

季羡林认为翻译促进文化交流，即他曾说的“拿来（西学东渐）、送去（东学西渐）”[15]的活动，这和文化派挂在嘴边的“文化”二字是一致的。没有翻译就没有现今的中国文明，或者说，现今的中国文明就不是如此。季羡林（1997）把中国文化比喻成“河流”，不论“水满”“水少”，“从未枯竭”，因为总有“新水注入”——规模最大的两次“注水”是古印度佛经的“水”和西方文学和科学的“水”。翻译是中华文化之河永不枯竭的“万应灵药”[16]。季先生的文化“河流喻”足以说明其对文化价值传播之重视。

不过，综上所述，季羡林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论述，究其实质，主要是语言派。他博取众长，例如吸取了“模糊论、模糊数学、模糊语言学”的“模糊”概念而提出翻译的“模糊（艺术）论”，肯定的了“模糊”的魅力，可以把翻译当成一种模糊艺术（王秉钦，2009）。季羡林还借用诗歌、书法和绘画艺术的“神韵”概念，认为翻译有时要求“神韵”，不求言而求意，可以“得意忘言”（见王秉钦，2009）。季先生也吸收了文化派的合理成分，他对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的认真态度，以及翻译中可酌情借鉴“欧化语法”的主张，可略见一斑。不过总的说来，他的译观主要是坚守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绝对求“信”，相对抵“达”，适当索“雅”。翻译有三等：上中下。“信、达、雅”都能达到的为上，只有“信、达”而“雅”不足的为中，“信、达、雅”都做不到则为下[17]。可以说，季羡林对“信、达、雅”的理解和遵守“继承发展了严复的三字标准，丰富了三字标准的内涵”（肖志清、谢少华，2011）。季羡林对翻译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古印度经典的汉译和对我国翻译事业（翻译学业、翻译学科、翻译人才培养）的积极推动。

我们能否借用谢天振先生之论来调停语言派和文化派之争锋？能否借力于陈历明先生之论以调停语言派和文化派的争鸣？有趣的是，似乎争执不下的语言派和文化派，对同一个翻译家（请注意，不是翻译理论家），学术定位和褒贬为什么如此相似趋同？除了季羡林翻译（实践和思想）的两面性和艺术性，外加他的治学魅力（“学问精深”[18]，以西方的方式做学问[19]）、人格魅力（“为人朴厚”[20]，以东方的方式做人[21]），窃以为还有语言派和文化派本身固有的一致性、和谐性、互洽性（远非“互掐性”）。两论及其论者只要不走向极端，互相取长补短，就会发现两派的上述“三性”而言和互补。 

翻译危机的诊断和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1、翻译危机的诊断

老一辈翻译家不仅亲手翻译，恪守译德，而且还关心我国的翻译学者的培养、翻译事业的发展、翻译人才的培养。季羡林、叶水夫、李赋宁、杨宪益、罗新璋等就是如此把毕生精力献给我国的翻译事业的，他们的翻译精神原值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表面上看，中国是“翻译第一大国”，但如今面临着“相对严重的翻译危机”，因为无论是是量、面还是及时程度，都不是世界第一，反而“令人忧心忡忡”（季羡林，1998b）。

季羡林（1998a，b）早就发现了我国的翻译危机，到处是“不可靠译本”[22]，可谓“危机四伏，草木皆兵”。不说各种小儿科的误译、滥译等，就是“高大上”的翻译也多有贻笑大方的败笔。“翻译作品一对照原文，90%有问题“（季羡林，1998a）某位博士在其论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误译“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为“费尔班德”，误译“Hsia Ching-lin”（夏晋鳞）为“林海青”，误译T. A. Hsia（夏济安）为“赫萨”，误译“Chiang Kai-shek”（蒋介石）为“常凯申”（见陈历明，2015）。作为社会符号的人名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不可小视。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一些名人有英汉双名，根据“名从主人”或“主人先用性”（相当于“作者先用性”（author-preemptiness[l1] ）），不论是英汉还是汉英的翻译，人名都得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自己确定的汉语姓名是“费正清”，翻译就得从之，岂有“费尔班德”之说？夏晋鳞是民国时期外交关系学者，其英语名确定为“Hsia Ching-lin”，就不能认可现在流行的拼音音译法“Xia Jinlin”，再说台湾的拼音系统有别，而且其外语音译的拼写也不同于大陆文化的做法。同样，文学家夏济安的英译“T. A. Hsia”，绝非“Xia Ji’an”（这样翻译就谐音于“下贱”），反译过来也远非“赫萨”。蒋介石所来英译为“Chiang Kai-shek”，不能按当今的汉语拼音音译之为“Jiang Jieshi”，反译也压根不是贻笑大方的“常凯申”。人名翻译“名从主人”的原则具有普适性。香港笑星周星驰的英语名自定位“Stephen Chow”（而非我们想当然的“Zhou Xingchi”），歌手刘德华的英语名字是“Andy Liu”（不是“Liu Dehua”）。一些侨居中国或再这里教书的外交往往有一个汉化中文名，我们也得从之，翻译时不能想当然，否则闹出笑话。

病因是什么呢？

第一，双语低下。外语专业的汉语没学好不说，就连外语也没怎么学好，就催促就职。季羡林指出，“现在外语水平不如解放前”（1998a）。

第二，急功近利。虽然如第一条所说外语水平不高，但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出成果，挣外快，根本就“不肯下死功夫去学习”，“什么赚钱就译什么”，单凭一本有时连翻都不愿翻的词典，三下五除二地弄出一个“急就章”（“甚至是垃圾”[23]）翻译来，“其结果如何，不问可知”（季羡林，1998a）。

第三，妄想捷径。社会办学往往有快速、飞速、神速掌握外语的“速成班”，其实学外语也好，学翻译也好，根本没有“御道”即捷径、绿色通道、后门可走。

第四，知识面窄。所翻译的原文，如《红楼梦》，所涉猎往往十分广袤，而译者却只懂一两个领域，对其他则一无所知，更兼第二和原因（急功近利），就只好连蒙带猜，蒙混过关。因此，季羡林先生早就提醒我们“译者的知识面一定要广”（季羡林，2007：18）。

第五，失信原文。就是不遵守“信、忠实、保值、等效”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至第四条原因，简单地说就是“译者的外语水平和工作态度的缺失”（季羡林，2007：22-23）。

第六，译德丧失。除了少数第一至第五的相关不道德译事之外——这样做其实也是职业道德问题，对不起原文作者，对不起原文，对不起译文语言和文化，对不起译文读者，也对不起译者自己（及其委托人、出版社、赞助人等）——突出表现为翻译中的剽窃抄袭，侵犯版权，侵犯隐私权，蓄意胡译，凡此种种，都是令人“羞耻”的不良“译风、文风、学风”（参见季羡林，2000）

第七，教育薄弱。一是翻译人员接受的翻译教育、教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没有达到标准，二是我国直到最近才开设了本科及本科以上的翻译专业，翻译师资和翻译教学实践的软硬件都不完备。不少教育工作者把翻译当作学外文的一种“附属、附庸、副产品”，误以为只要懂外文就懂翻译[24]。

第八，译位不高。就是翻译者、翻译家、翻译作品的地位从翻译之发端至今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时有“舌人、应声虫、匠人、传声筒、复读机、一主/二主仆人、戴着脚铐的舞者、背叛者”丑名、恶名。在高校的评奖和评职称系统中，译著的地位不及专著，一般翻译（含编译）薪酬都不及其他类论文。奇怪的是，“搞口译的有的高得离谱，而搞文学翻译的，每千字还是几十元，显得太低了”[25]。

第九，译评短缺。由于上述原因/问题，翻译谬误层出不穷，还表现出各种翻译道德伦理问题和版权经济官司问题，我们没有因此也就急需一个健康健全的翻译批评体制，小到书评的褒奖评论，再有学术纪检和学术封杀，大到道德法庭谴责和民事刑事法庭诉讼。

第十，译关好过。就是翻译作品没有得到有效的审查、检查、抽查，甚至连审稿、校对都不合格。国家也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翻译作品的质量年检。

2、 翻译危机的转机：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既然找到了我国翻译“亚健康”的病症，就要“对症下药”。

第一，针对“双语低下”的病症，加强双语教育，提高双语的口笔头水平。这意味着译员要达到进入双重文化的“船”，“见风使舵”的游刃有余的水准。

第二，根据“急功近利”的症状，要求学生和译员不能贪多贪快，要求高质量。

第三，依据“妄想捷径”的病因，抵制“快速、飞速、神速”的“速成班”，鼓励扎实温打地学习和积累的“正道”。

第四，鉴于“知识面窄”的毛病，要求从译者拓宽知识面，涉猎要相对广泛，最好是横跨两三个领域，做个“万金油、百事通”，并配备各种电子和非电子的资讯、资料、资本，以备翻译调用。

第五，考虑到“失信原文”的病根，要求大家学习严复的三字标准，并首当其冲地严守“信”，少做或不做“失信”的翻译，如改写、编译、乱译、滥译。

第六，既诊断出“译德丧失”这一病魔，我们就要学习相关的职业道德条例和注意事项，“恪守译德”（以“提高翻译质量”）[26]，要对原文作者、原文、译文语言和文化、译文读者以及译者自己（及其委托人、出版社、赞助人等）负责任，远离各种不道德的翻译行为。

第七，根据“教育薄弱”的症状，一是翻译人员要接受良好的翻译教育，翻译及血管的语言文化教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达到相当的标准。二是我国既然有不少高校先后增设本科翻译专业和硕博研究生翻译专业（含MTI），那么，就应该迅速大力加强翻译师资和翻译教学实践的软硬件的建设。

第八，针对“译位不高”，大胆提高翻译者、翻译家、翻译作品的地位和薪酬，培养和奖励职业译员和专业翻译家。

第九，应对“译评短缺”之症，我们要开展各种翻译监督和批评。要加强翻译道德伦理意识和法律意识，因此要建立一个健康健全的翻译批评机制，好的优的要褒奖，坏的劣的要批评（季羡林等，2002）。我们建议《中国翻译》等杂志“多刊登一些评论翻译的文章”，发表真正意义的批评[27]，有时候我们的机制（含出版社）还要“调整政策，加强统一领导”，调节翻译市场，保护“翻译生态（的）平衡”，以免翻译文本的霸权主义和“偏食”[28]。

第十，针对“译关好过”的弊端，我们要采纳季羡林等老一辈翻译家的建议，对翻译作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审查、检查、抽查，出版社（编辑部）的专家审稿、职业校对等工作更是不是可有可无的[29]。国家要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翻译作品进行质检。

总而言之，为了确保我国的翻译事业健康蓬勃地发展，就要经常进行“翻译体检”，或自查，或他查，然后“无病防病，有病治病”。季羡林等老一辈翻译家多次（如2002年[30]）号召更大翻译工作者和师生加强学习，提高质量，按照笔者的理解，就是增强翻译的职业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规范意识、版权意识、法制意识、道德意识、批评意识等。这些“意识”多半是互相联系的，例如“职业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规范意识、版权意识、法制意识、道德意识、批评意识”。简言之，就是要有“诚信、敬业、奉献的（服务）精神”，有崇高的职业道德操守，以最优的翻译作品服务各行各业的需要。季羡林先生提出，对优秀者可设立“国家翻译奖”等奖励之[31]，反之，对不良译事则进行批评和纠正（参见李景端，2005；陈历明，2015）。